BP中国总裁在清华经管企业社会责任论坛上的讲话

　　尊敬的王总裁，道森女士，各位嘉宾，老师，同学们：

　　下午好。

　　今天，我非常高兴有此机会与你们一起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二十周年庆典，并且很荣幸能在此就关于企业社会责任这个重要话题的讨论中发表我的意见。我也非常高兴能与我的好朋友王总裁共同主持这个讨论会。

　　在我看来，企业社会责任是一场更大规模的辩论的一部份，这是一场长久以来的基础辩论，是一场关于社会、以及国家、文明社会和商业在创建和维持这个社会中扮演的角色的辩论。由此看来，企业社会责任很明显是一场关于公司或商业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适当的、理想的角色的辩论。

　　这就使话题变得复杂了，但也丰富了辩论的内容。尤其是在中国，我们看到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

　　这个题目涵盖广泛，无法一一阐明，所以这里我尽量择其精华。

　　首先，认识到企业的角色与各个社会有区别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公司来自一个以市场为导向的西方社会，公司的主要任务在法律上是为了股东的利益而运营。因此，在西方，人们能听到大量关于股东价值和创造股东价值的信息。相反，在中国，企业来源于国有制的传统，管理公司是为了社会的集体利益。有了这样的差异，就可以对讨论企业社会责任时是否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提出疑问。我相信是有的，并且这个共同的基础是建立在公司在社会中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如何经营日常业务之上的。

　　从这方面看来，企业社会责任将眼光放在了公司的在慈善事业上的成就之外。企业社会责任不是关于一个公司是如何支出它的部分利润，而是关于更基本的问题——公司是如何生产产品、提供服务的，公司是如何获取利润。虽然慈善事业能成为公司外部事务策略的一个有价值的要素，但它并不是公司责任行为的指示器。

　　这个观点是与中国关于公司角色的当前的辩论非常一致的 ，尤其是当公司在社会中的角色经过自十六大以来中国专家一直在探讨的科学的发展观的考察之后。

　　如果企业社会责任是关于一个公司的行为和实践的，那么评定这些行为和实践的准则应该是什么呢？我根据我在BP的经验来探讨这个问题，而不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所有的答案。我深信我们还没有。而且在像今天这样的讨论会上，有一点非常明确，那就是我们挑战我们自己的思想。与其说BP是我所知最好的，不如说这只是我自己职业经验的模式。

　　在BP，我们从一个相对简单的起点开始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定义公司对什么负责。乍一看，答案似乎很简单。公司负责两件事情：将公司的价值最大化，和用与股东的准则和价值观一致的方式来经营公司。

　　但当我们更深一步思考的时候，很明显，在这个看起来似乎很简单的表述下，隐藏着一些复杂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股东们如他们的价值观和准则一样在改变。在将公司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股东的关心和期望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的意见将决定我们的运营环境和它的发展。

　　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概念，公司需要重视他们的“经营许可证”——不是指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执照，而是指一个不仅仅着眼于法律允许的范围，还要考虑到当前和以后社会认可范围的执照。

　　正是这种对运营环境的关心和此间一个公司的经营许可为许多公司提供了推动力，包括BP，使他们在社会事务中担任了一个更广泛的角色。

　　让我来解释一下。

　　在BP，我们深深地信任我们的经济目标。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对于提高生活质量起着直接和间接的贡献。他们可以自由移动并为加热、冷却和照明提供动力。

　　我对我们的核心业务很自豪：每天，我们生产的产品满足了成千上万消费者的需求；我们为世界各地超过100，000的人提供了高品质的工作；我们通过纳税甚至是征税给社会提供支持；还有我们在技术和管理上进行的创新。

　　我们奖励我们的股东，弥补资金，这样我们就能继续开发还未到来的时代的新程序，新产品和新想法，但是如果我们打算为后代保护环境，这就是至关重要的。

　　但是我们生产的产品和我们造成的影响之间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怎么办呢，可能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我们在法律范围内行事——会有一种并非是追逐利益但可能对环境或对我们运营范围附近的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潜力？

　　难道我们不应该只是遵纪守法，纳税而将其他一切留给他人来整理？一些西方思想家会说是的。

　　在BP我们感觉到仅仅是在国家法律许可内经营对于我们的股东来说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回答——长期以来，社会准则在变化——法律也在变化。卑劣的行为，即使是合法的，也会在我们的前途上投上阴影。忽视变化的环境——社会趋势或者是新的科学发现——会给股东带来冒险。

　　我会用气候变化的问题来阐述这一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对天气的预防行为是很有必要的。随着公司开发，生产和出售碳氢化合物，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处理这个问题，而不是回避它。如果人类事实上是在改变气候，那么能源产业必须是解决问题的一员。1998年，在京都协议的精神中，我们订了一个目标要在2010年将我们的内部排放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10％。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得不遵守法律，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导致对我们经营环境和我们的经营许可的措施产生影响的新信息做出回应。

　　结果，我们到2001年提前实现了这个目标。为什么？

　　由于为环境做点有用的事使我们很多员工感到是正确的，并产生了巨大的创造力，这引起了大量创新方式。其中两种新方式（排污上限和排污贸易），意味着减少排污包含在业务之内。 另外一个重大的发现是我们做的有益之事能有利于业务。我们进行了一项约两千万美元的投资，前三年我们在公司利润上由此增加了五亿6千万美元。

　　我相信我们在做正确的事情，通过为国家的和国际的变化作准备，回应我们许多股东期望的变化，而仍旧提供有效的商业解决办法。。

　　这个例子是有关我们涉及核心产品的责任行为的观点。我现在要简要地思考一下运营实践和公司行为。

　　我们生活在一个商业正在全球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公司能在各地进行商业竞争。在这个世界上跨国公司的经济规模与范围不再受政治边界的限制。

　　伴随着这个现象的是，文明社会加强对企业部门的审查，通信革命使一个地方的新闻能在几秒内传遍全球。

　　在这个新世界上，对当地文化和环境必须敏感，对我们所有的顾客、员工、伙伴和其他股东必须一视同仁，我们怎样平衡这两种需要呢？我们对他们的确必须一视同仁——或者这是强迫接受的价值观吗？

　　随着BP集团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发展和地域的扩展，我们觉得更有必要说明什么是我们的准则和价值观，但他也对商业惯例和行为规定了目标和界限，例如在目标方面，我们公司力争不出事故，在业务界限方面我们禁止有意雇佣童工。

　　该文件是确定行为标准过程的起点，我们不管在哪里经营，我们的行为必须一致。该文件的许多方面建立在国际法基础之上（例如支持国际劳工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指导方针）。但该文件的另一些方面反映了BP内部共享的价值观，比如禁止行贿，即便国家法律实际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大差异。

　　当然，这样一份基于价值观的文件在世界各地引起了令人感兴趣的准则差异问题。制定这份文件并进行修改时，我们曾不得不思考价值观、准则和惯例的意义。

　　让我们先说说价值观。虽然我明白我正步入一个关于道德哲学的持久辩论中，但根据在不同文化间的工作经验，我们坚持认为某些价值观是通用的。不管什么文化或信条，社会重视平安和安全、尊严和尊重、正直与诚实、责任和义务、公平、公正和勇气。

　　然而，当价值观发生冲突时，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决方法。这些差异在不同的准则中反映出来。这些差异是合理的并且需要受到尊重。必须尊重这些差异，敏感地处理这些差异。这些差异可能会在可接受的社会行为或在宗教惯例中得到反映。

　　最后，在当前实践中，差异又可能是不可忽略的。实践需要检验。差异往往源自文化准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的基本原则可能会变得模糊，甚至被扭曲。因此当前实践可能变成一种对准则和价值观的曲解，而不是对它们的正确反映。因此，完全可接受的送礼的准则会被扭曲成不可接受的行贿和受贿惯例。

　　也许测验一项实践是否曲解了价值观和准则，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问问自己这项实践的推行能否赢得公众支持，领导人被别人听到在提倡它是否会感到尴尬，告诉你的家人或朋友你是否会很自豪。

　　也许今天坐在听众席上的某些人会说，“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你也许不得不行贿，对于公司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熟视无睹，或者允许你所在的工作场所达不到理想的安全标准……”

　　我的观点是，无论是我还是站在讲台上的同事，都不能发表一项基于行贿、产生污染或拥有不安全的工作场所的商业宣言。人们实际上完全知道他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并且他们的价值观也许同当前实际不同。

　　我把价值观和准则同也许是常见的，但也许是弯曲了文化准则的惯例做了区分，因为我认为公司应该尊重文化准则，但应与他人联手消灭反常惯例。不管我们在哪里经营，我们必须与我们的伙伴和其他相关的重要人士进行实际对话，探讨我们怎样最好地体现共同价值观，同时考虑到当地文化准则。

　　我可以给你们举个例子。BP和中石化在合资企业中共同合作。在王总裁领导下，我曾经担任其中一个合资企业的董事长，现在,在他的领导下，我在中国可持续发展商业委员会董事会工作。我们不需要讨论的是，我们双方是否希望看到一个无事故的工作场所。当然我们都希望这样。但是，确实需要真正和有意义地讨论的是，如何最好地实现这一目标。BP和中石化都具有明确的安全标准，但是从合资企业角度出发，我们需要真正听取彼此的意见，以理解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安全标准――考虑到我们的两种不同文化。我们双方都不能接受的是，把当地的情况作为未能建立安全工作环境的借口。

　　这是一个复杂的领域，但我认为又是一个我们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在全球化世界所表达的核心领域。我乐观地认为，随着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更加深入，并有更清楚地阐明，如何使我们的共同价值观与文化准则相一致，即使它们乍看上去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关于这一点，我非常乐观。

　　由于BP的员工和领导层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我们阐明对这些问题所持立场的内部能力已经提高了。但这只是需要我们大家宽容地倾听彼此意见的一个开始。

　　最后，我想说的是，像BP这样的跨国公司，出于道德和商业原因，一定会抛弃不反映他们股东的或他们营业所在地社会的潜在价值观和准则的行为。

　　反过来这又意味着我们需要在全球奋力争取实施真正一致的准则。虽然没有两个公司会以同样的方法诠释他们的价值观，但我真的认为我们中那些从事国际商务工作的人员应该共同努力，摒弃不合理的行为――即使这意味着在商业或竞争优势方面会有短期牺牲。

　　谢谢大家。（人民网北京4月19日讯）

　　背景资料：

　　德开瑞博士：BP集团副总裁, BP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德开瑞博士的童年是在南达科他州的东部地区度过的。在这个普通小镇，你仍然能够感觉到北欧及东欧文化与印地安文化对它的共同影响。

　　德开瑞博士在加入SOHIO之前，获得了化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更重要的是，他在学校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生活伴侣的同修化学专业的王黎明女士。德开瑞博士 1976年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完成了他博士论文中关于光和作用的早期工作。

　　德开瑞博士 在1980年回到SOHIO继续他关于膜分离的研究。为了筹划实验室的资金，他逐渐将更多的时间用在实验室以外。1986年他开始在成品油零售业务的市场部门任职。几乎在同一时间，BP并购了SOHIO，德开瑞博士在英国石油公司职业生涯开始了。

　　在美国担任了一系列市场部职务之后，德开瑞博士先后任职于BP英国和比利时的市场战略策划部门。1995年德开瑞携夫人王黎明来到中国北京成为BP中国的总裁。之后不久德开瑞又被任命BP亚太地区总裁，２０００年７月，德开瑞博士成为合并后的BP Amoco公司集团副总裁。

　　德开瑞博士对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工业尤其感兴趣。王黎明平日喜欢收藏中国瓷器和中式家具以及研究股市。他们的女儿Ｌｉｓａ在亚利桑那大学就读。

　　德开瑞博士同时还在多个机构担任社会职务。他现任中国英商会会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同时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理事，福建省人民政府国际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以及珠海政府石化工业顾问委员会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