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旗银行经济学家沈明高先生11月3日走进长江商学院上海校区,畅谈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前景并与MBA学员热议金融行业的职业发展。
沈明高先生首先和大家探讨了世界金融中心的形成原因。伦敦的地位取决于欧洲的数百年繁荣和英美法对金融创新的鼓励。纽约的成就倚赖于北美,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实力。香港则是亚洲新兴市场的受惠者。目前的悬念在于上海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金融中心?
沈明高先生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经济增长,特别是制造业的持久景气将给金融业的发展注入动力。
针对有些媒体和经济学家怀疑中国的制造业能够增长多久,沈明高先生观点鲜明。他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至少还有30年的的发展时间。理由在于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至少还可以维系30年,而劳动力价格是制造业投资中最敏感的因素。沈明高先生援引韩国的例子作为参照,从1975年到2005年韩国的劳动力工资从美国的5%增长到50%。与此相对,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尽管近来出现了熟练工人的短缺,但是普通劳动力的供给是极为充分的。

有长江MBA学员认为有些制造业正在向印度和越南等成本更低的地方转移。沈明高对长江学生的敏锐表示认同。但是他认为学员观察到的个案未必代表全局。沈明高认为中国发展制造业还有其他优势:一是越南所缺乏的广阔市场,二是印度所不及的基础设施。上述优势决定了中国制造业所具有的规模经济优势以及产业链优势。
由此,沈明高先生判断中国的经济增长很有可能再创新的奇迹。当然前提是相关的机制能够有所改善,而其中最为关键的是金融的同步发展。从世界工业化的历程来看,还未曾出现在哪个经济大国当中金融是落后的产业。
由此判断,中国由制造业经济大国向金融大国转变的时机已经成熟,这样的转身实际上已经是姗姗来迟。
沈明高认为中国金融落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人才的短缺最为令人忧心。他信手拈来台湾的例子:台湾在70年代随着制造业的繁荣导致经济高速增长,金融业却受制于人才短缺而压抑了10年。
MBA学员吴俊麟提出:中国金融业如此需要人才,长江商学院的学生在未来如何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沈明高先生微笑着说道:“果然是后生可畏。我认为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方式是做好自己的工作,一份自己热爱的、有趣的工作。”鉴于大家对投行的高度期待,沈明高由衷的感叹:“其实并非每个人都适合投行的工作。我本人就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其他诸如客户经理和产品经理也极有前途。”沈明高先生还有意延伸了话题。“中国的发展机会太多了。不光是金融,物流也有难以置信的利润。最近有浙江的物流企业就表示无意上市,因为他们正经历每年400%的增长,不愿意与别人分享利润。”

对于学生关心的工业化中的征地问题,沈明高认为是金融创新的滞后所致。“地方政府急于发展经济,以土地融资的情形在所难免。关键问题是让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所带来的好处。是否可以发行市政债券?这样的资产证券化问题长江的学生以后大有可为” 他说。
在一片热火朝天的气氛中,长江的学生、校友还与沈明高先生就人民币升值、海外投资、资产价格上涨等热点话题展开了问答。
此次活动系《财经》杂志和长江商学院联合举办。主讲人沈明高先生是花旗银行(中国)有限公司经济学家、花旗集团亚太经济与市场研究部副总监,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分析和预测。
在加入花旗之前,沈明高先生曾于2002-2005年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1988-1994年,沈先生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从事政策研究工作。他曾在南京农业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美国斯坦福大学接受教育,最终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还多次参与了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组织的政策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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