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到候鸟到留驻 华裔教授改中国商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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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儿在漫步觅食，随后腾空而起，飞离大地，一路越过冰川大海、高山草原、城市社区，到达它迁徙的目的地。

　　天才的法国导演雅克·贝汉历时三年，于2001年完成了纪录片《迁徙的鸟》。

　　“鸟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这部惜言如金的影片的一开头，使用了这样饱含深意的句子。

　　恰恰是雅克·贝汉开始制作这部纪录片的前后，另一群“迁徙者”开始了他们的飞行之旅。

　　这是一群华裔商学院教授。他们先是集中在一年中的某几天，“飞”到中国的商学院“传道授业解惑”；后来，有人选择了“候鸟”的方式，两地停留；再后来，一些教授举家迁往中国，把自己的教学和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地方。

　　“教授的迁徙是一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借用上述影片的开头，或许可以这样说。

　　这个承诺，是关于个人职业发展、中国商业教育的承诺。

　　“飞行教授”

　　2001年，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会计与信息管理系教授黄钰昌第一次来到中国北京。中国台湾出生，美国求学、做教授，黄钰昌的经历如是。他并没有预料到，这次“飞行教授”的经历竟然促成了后来自己与中国大陆商学院的缘分。

　　那一次的课程，黄钰昌面对摩托罗拉的高级经理们，开始讲述自己在美国的研究案例。台上他讲得过瘾，台下“学生们”听得过瘾。中国职业经理人如饥似渴的求学态度，让他记忆深刻。

　　一年后，黄钰昌受聘于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办的EMBA项目，开始了每年一次的“飞行教授”生活。

　　他给学生开的是“绩效优化、激励设计与管理会计”的课程，在凯瑞，加上考试时间，这门课要上10个礼拜，每个礼拜4个学时。

　　不过由于EMBA项目课程设置的缘故，在上海国家会计学院这门课被因地制宜地集中在了4天完成，两个周末，算下来，黄钰昌教授每年要在国内待上10天。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王江教授每年也会因为这个项目到上海一段时间，与黄钰昌相比，王江的背景更为“本土化”。他上个世纪80年代初毕业于南京大学，后在美国学习和任教。

　　这个在美国顶尖商学院中屈指可数的华裔金融学教授、金融市场微结构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与国内商学院的缘分其实可以追溯得更为久远。事实上，早在11年前，其所在的MIT就已经与复旦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等国内知名的大学合办了IMBA（国际MBA）项目。1998年，王江以MIT斯隆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的身份首次回国讲学。那次讲课是在复旦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学校进行的，共3天时间。

　　同一年，受聘于香港城市大学商学院的周东生教授，第一次来到当时还位于上海闵行区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他的目的很明确，为了一项研究对在校的企业家学员作调研。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林肯讲席教授周林参与了不少国内的商学院教学。清华大学、同济大学、长江商学院，以及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EMBA项目，都是他“飞行”的目标。

　　那几年，随着中国商学院与欧美商学院、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商学院的合作、交流的日益频繁，不少教授特别是华裔教授有了更多的了解中国商学院的机会，而商学院也认识到他们的价值，他们成为这些商学院力邀的主流授课教授。

　　“让教授以飞行授课的方式来国内，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师资，获得新的管理理念，将不同领域的经验打通。”SPX公司采购经理周华今年开始了他的EMBA课程，他喜欢这种授课的方式。

　　“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后，需要有更好的商学院教育。”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扣庆教授分析，而供需往往还达不到平衡，通过与顶尖的商学院合办项目，能够搭建一个好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供需的平衡。

　　在他看来，华裔背景的“飞行教授”，能够带来的价值在于，他们了解最前沿的理论和实践，并且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阐述，使学生能够很快更新自己的理念、方法；他们能够带来新的教学方法，这些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校推进教学上的改革；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中国文化背景使得他们更为了解中国的经济文化，能够架起国外理论与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桥梁。

　　“候鸟教授”

　　不过，“飞行教授”对于教授、商学院、学生而言似乎不够“解渴”。2002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向前迈了一大步，聘请了28位华裔的讲席教授，他们分为7组，每组4人，每组每年完成一个全职教授的全年工作量。

　　王江教授是当时的金融组的牵头人。周林教授、来自耶鲁的陈志武教授、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的张春教授等等，也都在28人名单中。

　　2003~2005年三年时间里，特聘教授们每年在清华大学授课、带本科生和研究生、组织和参与各种学术活动，无论从时间上和工作量上都超出了合约的约定。这段“候鸟教授”的经历，成了一个“桥梁”。

　　“交流不仅仅局限于师生之间。”王江说，一方面新的理念和技术被带到国内的教学中，另一方面，特聘教授们也有机会了解国内的金融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国内同行建立起合作关系。

　　不过，王江教授现在在国内授课的时间仍然有限，主要是MIT与国内合作的IMBA项目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合办的EMBA项目。但他在研究方面，对中国金融市场的问题开始投入更多的精力，如国债市场的发展、股市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和外汇储备的管理。

　　而陈志武教授则每年有三个月住在国内，他对国内的情况有了越来越深入的了解。在一次午餐时间，他跟媒体聊的就是围绕资本市场发展所需要的法律、新闻媒体等配套的支持架构，此外，他还关心金融史特别是中国过去几百年借贷市场及其他市场跟证券业的发展到底是什么关系等等。

　　周林教授的“战场”则清晰地拆分成了两个。去年他受聘于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任经济学院院长，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瑞商学院的教授工作也仍在继续。

　　“我每年在国内的时间大约三个月。”在一封邮件中，周林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时间安排让他的工作也变得集中起来，除了完成美国的教学任务和交大的行政、教研工作以外，他在国内保留的教学工作，只剩下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与上海国家会计学院的EMBA项目。

　　周林教授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解释了自己的选择，“同美国相比，显然中国在经济与管理教学方面的人才更稀缺。”他希望包括自己在内的境外学者，可以在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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