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行到候鸟到留驻 华裔教授改中国商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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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驻教授”

　　1997年，周东生博士毕业时，就已经给自己画了一张清晰的蓝图——回到亚洲去，或是新加坡，或是香港。

　　“美国学生有他们的‘孙悟空’和‘白骨精’，我们有我们的‘孙悟空’和‘白骨精’。”周东生在美国5年，深感成长环境的不同，若在美国教学则会有力无处使，他想着怎么能够把前面的人生经历盘活。

　　而与此同时，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刚刚起步，跟国际还没接上轨，“我直接回到国内，也带不回来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东西。”他于是决定，去那些文化上一脉相承的地方。

　　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周东生受聘于香港城市大学，次年他第一次接触中欧。5年后，因为帮助中欧推荐教授，周东生自己也成了“被猎”的对象。他因此受聘于中欧，成为早期三个“留驻教授”之一。

　　他最早的EMBA学生包括青啤总裁金志国、光明乳业董事长王佳芬等等，这样的经历在香港是很难得的，那里商业教育已经日趋成熟，公司最高层管理者再去读MBA或是EMBA课程已经不多见。

　　周东生发现，学生渴求知识，并非单单是理论，他们更需要那些拿来就用的解决方案。他后来不时给学生一些方案，比如青啤，他就提了一个创新性的渠道互换的概念，尽管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并没有付诸实施，但是对于青啤和周东生本人而言，这个概念的价值都是不同寻常的。

　　“我看到的是，在市场营销领域，中国是有可能诞生新的理论的。”周东生感到很兴奋。

　　中欧另一栋灰色教学楼的三楼，张春教授的办公室。这里堆满了书，地上、书架上、桌子上，到处都是。这些书，见证了一场迁徙。此时张春已经受聘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从美国陆续寄来的书籍、资料正承担着他教授生涯中“承前启后”的责任。　

　　张春与国内商学院的缘分开始于2001年，那一年，他两次接触中国的商学院，一次是在中山大学，一次是在重庆大学。

　　第二年，张春成为清华特聘教授。夏天的时候，他又接受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邀请，为MBA学生开了一门课。

　　2003年的夏天，张春又一次走上中欧国际工商学院MBA课堂讲台。随后的两年，因为家庭的缘故，他开始请长假待在上海，与中欧的接触更深了。

　　一年前，张春决定离开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那时他已经在那里任教17年，为金融学终身教授。

　　这个决定，在他的同事周东生教授看来是充满着勇气和冒险精神的，毕竟，机会成本太高。事实上，真正把“主战场”转移到国内的华裔金融学教授，也就只有张春一个。

　　不过张春似乎早已经想好并且适应了这种变化，他甚至迅速地卖掉美国的房子在上海浦东买了房子。安顿好家人之后，他自己的研究也在向中国有关的方向转，除了教学、研究以外，他也开始参与到学校的行政工作中去，做学科主任、筹建金融研究中心，这一年他的工作排得满满的。

　　位于上海浦东金桥一条寂静街道上的中欧，的确留住了不少“飞行教授”和“候鸟教授”。

　　除了张春，会计学副教授丁远也是个典型的案例，2003年他来中欧上了2个月的课，2004年上了4个月的课，2005年上了5个月的课，2006年干脆下了决心，留在了中欧。在来中欧之前，他也已经是终身教授（法国HEC管理学院会计与管理控制系）。

　　丁远讲课生动、幽默，总是三言两语将难懂的理论简化成耳熟能详的身边事物，以至于上过他课的学生，总是想给他出个“丁教授语录”。

　　他早早地感受到新的挑战，学生们的开放度、视野的广阔度、考虑问题的复杂度都已经不是当年，他说，教课就像看电视连续剧，上个世纪90年代，大家看《射雕英雄传》，总是能一集不落地看下去；上个世纪90年代，学生看到案例教学感到新鲜，上课还可课堂讨论，何等满足。

　　而现在，海外培训对于学生都不算是新鲜事了，更不用谈在学校里用些国外案例讲讲课，再加上点“道听途说”来的中国案例“糊弄”他们了。

　　“你要四季都在中国，对中国非常了解，这是‘飞行员’做不到的。”

　　丁远成了“教学标兵”，在学生中口碑好的教授总是“稀缺资源”，找他上课的项目也特别多。EMBA项目、MBA项目、EDP项目……丁远的时间有点安排不过来，研究的计划被打乱了。

　　他后来找到办法，课程还是有多少力量就使多少力量，一想到学生的求知欲他就没法儿拒绝。不过他计划着，每年要雷打不动，预留出一些时间作研究。

　　丁远倾向于参与到跨国家地区、跨学科的研究中去。“不能闭门造车，协同作用力量大。”比如他近期的研究中，就有跟香港城市大学，跟芬兰、加拿大，跟法国等等合作的新项目。

　　留还是不留？

　　“台湾的商学院，华裔教授回流的数量很少，再不正视这个问题，15~20年内，断层就会出现。”黄钰昌忧心忡忡。

　　对比起来，大陆商学院的华裔教授回流状况却呈现出令人欣喜的景象。尽管整体上而言数量不多，但“留驻”的趋势却已经慢慢出现。

　　而面对着学生越来越“挑剔”的“口味”，李扣庆发现，教授们以“飞行”或者“候鸟”的方式，始终能够在西方的环境中更新，将之用于中国经济、商业与企业的发展，即便他们还没有作出“留驻”的决定，对商学院也是带来了不小的价值。

　　周林正在考虑的是，在“留驻”尚不那么可行的情况下，怎么能让“飞行教授”和“候鸟教授”做更多的事情。“对每一个商学院来说，‘飞行教授’毕竟只是‘雇佣军’，而要自己办成世界一流水平的商学院，必须有自己的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自己的‘常备军’。”　

　　在他看来，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法是，引进一些每年在国内可以停留时间更长一些的专家学者，其主要任务不是授课，而是帮助中国商学院培养自己的师资队伍，并且在学院的建设和发展方面出主意以及参加管理。

　　“事实上，对于教授而言，他们也需要在教研的过程中有相对稳定的时间段落。”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EMBA项目主任过聚荣分析，根据中国和欧美商学院的学期安排，教授们有条件可以做“候鸟教授”打时间差，两边教研都不误。

　　“候鸟”能不能留驻？“回来”或者“不回来”？在一些教授看来这是“理性选择”，而在另外一些教授看来则是一种“情结”。

　　私下里，有了解中国商学院薪酬体系的人士说，排在前面的问题是薪酬，中国的商学院大多薪酬无法与境外接轨，教授们的家庭问题也难以通过福利的方式得到妥善的解决。此外，城市的污染问题无法解决，安全问题没有保障；课程任务太重、研究时间排不出来、学院缺乏研究氛围等等，都成了障碍，因此，选择就真的变得“理性”起来。

　　而“情结”的问题，张春感受颇深：“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于教授们是机遇，最终大家还是要回来，要为中国做点事。”

　　丁远记得一个对他触动极深的细节，哈佛大学的开普兰教授在演讲中这样对听众发问：“知道美国为什么有TOP10、TOP5的商学院吗？因为它们是依附在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上。”

　　“下一个世界级的商学院必然出在中国。”丁远坚定地相信，因为他看到，中国提供的平台是如此之大，无论从个人的职业发展，还是从工作的满足程度上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商学院能够超越中国。“你能看到，自己的教研对社会、对企业有更大的影响。”张春说。

　　中欧正在实践一个接近于“教授治校”的方案，张春、周东生等教授都担任着行政工作。“不少教授都很熟悉国外的‘教授治校’的做法，这一做法的特点是，学校的重大决策由教授决定，它保证了学术的纯洁度。”张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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