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管院院长张维迎:我们挑战传统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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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一些新的理念，等等。这样无论对你做研究还是教课都是有好处的。

但是，我们强调，做咨询的目的是“解剖麻雀”，绝不是为了赚钱。解剖之后，你弄清楚其中的原理，对你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有帮助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迷失方向，忘了解剖麻雀的本意，结果整天都在杀麻雀赚钱。所以，出于这个考虑，我们限制教员为企业服务的时间，不主张他们做太多的咨询。我们明确规定，一个教授当独立董事的数量一般不能超过两个。

你过去谈大学改革的时候，多次提到学术文化。在你看来，什么是好的学术文化？

张维迎：要理解什么是好的学术文化，就要看一下什么是不好的学术文化。文化是一种行为规范，是非正式的制度，但它的重要性不亚于正式制度。比如说，申请工作之前先找熟人，没有认识的人就不敢申请，这不是一个好的文化；开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教授们之间都在相互吹捧，不挑战演讲的人，不进行真正的学术批评，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教员把学校只当成领薪水的场所，只讲自由，不讲责任，有无学术贡献都心安理得，长期不出成果也没有罪恶感，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这不是好的文化；如果一个优秀的人才要离开，我们就吓得要死，这也不是一个好的文化；如果我们这个学校只怕老的人走，不害怕年轻的人走；老的“权威”走就是丢人的事，年轻人走了无所谓，这不是好的文化……我们中国的许多大学，真的没有好的文化，这就更凸显出改革的迫切性，必须塑造好一个大学的文化。如果没有好的大学文化，所有那些硬梆梆的白纸黑字的条条，再合理，都不会取得我们所希望的成效。

我举一个例子。1999年我们从香港科技大学招来了会计学教授项兵先生做我们的EMBA项目主任，他干的很出色，后来李嘉诚挖他，希望他创办长江商学院并出任院长一职，尽管我们希望他留下来，但我们竞争不过李嘉诚，不仅是钱的问题，因为那个平台更大。他离开，我们没有办法，但同时我们很高兴。为什么？自有源头活水来！他优秀，他有更好的地方去，说明光华不会埋没人才，不会毁掉人才，能够给优秀人才发展机会，让他们更优秀。一个好的大学，一定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不怕人才流动。

光华出现人事风波后，一些人再次提出“教授治校”对大学改革的重要性，你怎么看？

张维迎：无论谁治校，大学教授必须遵守基本的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都得有“治”，否则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就会被乌合之众统治，就会正不压邪。为人师表，对教授的道德要求要比一般人更高才是。

所谓“教授治校”，治什么不治什么，要有一个合理的划分。在大学里，教授在学校管理方面应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如学术性的事务，应该由教授组织的委员会来负责。但很多时候，教授的利益和学校的发展是有冲突的，不同院系的教员也有利益冲突。作为一个整体，大学一定要具有很强的领导力，否则内部矛盾纠纷没法解决，学校的发展战略没法实施。所以，我更同意北大老校长蒋梦麟先生的那句话，“校长治校，教授治学”。校长治校，就是制定大学的战略规划，引导这个大学沿着正确的方向走，对大学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解决各种利益冲突。如果不是校长治校，如果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今天的北大。而教授治学，是治好学校的学术事务，如怎么培养学生、提教授的标准是什么等等，由他们决定，在这方面，行政部门不能越俎代庖，不能凌驾于教授之上。但这不等于说，教授的行为就不受任何约束，或者说，行政部门就没有管理教授的权力。

在整个中国改革进程当中，大学的改革显得比较滞后。你认为大学改革迟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张维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大学不像企业面临那么大的竞争压力。一个大学，一旦塑造了一个好的品牌之后，在这个品牌下循规蹈矩运行若干年都不会有大问题，至少没有破产的危险，所以没有改革的动力。但应该认识到，改革的迫切性越来越大。我们可以拖20年，但我们不可能再拖20年。在这个过程当中，哪一个大学能够率先开始这个变革，哪一个大学就能在下一轮真正的竞争中——甚至在全球化的竞争当中，处于一个领先的定位。为此，我们好多制度的改革，包括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大学内部的管理制度的改革，都应该尽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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