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学院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强迫曲线。如同现在企业流行的末位淘汰,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班必须有15%的人不及格。制度尽管残酷,可符合市场竞争的精神
毕业10年多,哈佛商学院在刘持金身上的“印迹”仍很清晰。
在刘持金的办公室内,哈佛商学院出版的书籍比比皆是,他的手指上套着哈佛商学院的戒指,他的领带上哈佛商学院的标志也很醒目。
“我特别能熬夜,我的员工都熬不过我。”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总裁、哈佛商学院北京校友会会长刘持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这是他在哈佛商学院熬夜“写作业”时形成的生活习惯,“我可以连续三天熬夜到三四点。”
“就像读中学”
“哈佛商学院是全球经济的‘晴雨表’。”刘持金用切身感受给出这样的判断。
不过在刘持金入学的上世纪90年代,来自中国内地的学生还很少,刘持金一入学被当作稀有人才看待。每当提到亚太问题,大家的眼睛都转向他,“其实我也了解有限。”在课下,刘持金不得不为这种“期待”做大量的前期工作。
刘持金进入哈佛时已不是“毛头小子”,任杜佛集团副总裁的他已有5年半工作经验。
现在回忆起哈佛商学院,刘持金说“就像读中学一样”。
“多数人很少睡觉,不想刻苦也得刻苦”,每天3个案例,每个20页,然后还要准备5到6个问题,如果积压一天就会成为6个案例,熬夜学习自然在所难免。“12点之前很少睡觉,一两点也正常,晚睡但也必须早起,8点40分准时上课。”哈佛商学院被称为“商业的西点军校”,其“制度设计的不灵活性,让学生必须合理分配自己的时间去完成任务”,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他的同学中,一个韩国学生和一个日本学生退学,还有一个俄罗斯学生在纽约跳楼自杀。
哈佛商学院还有一个全世界商学院独一无二的制度:强迫曲线。如同现在企业流行的末位淘汰,哈佛商学院要求每个班必须有15%的人不及格。制度尽管残酷,可符合市场竞争的精神,“在市场上,即使你做得很好,别人做得比你更好,你就输了。”而且15%淘汰的考评并不是学期末才完成,每堂课都要记录发言成绩,平均占到总成绩50%,这就要求学生均匀用力,不能放松。
“不是哈佛的学生有多优秀,而是在多年形成的制度之下,不用功也得用功。”他说,“或者说成为优秀的人,这些就必须做到。”
开放与灵活
哈佛商学院的一面是严谨和“死板”,而另一面则是灵活与开放。
“除了学习成绩,没人管你。”刘持金如此形容哈佛商学院的开放与灵活,学生们可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其中很多是相当前沿的领域。当时的互联网热潮还没兴起,E-mail也只是计算机系学生实验室中的东西,但在哈佛商学院已经有不少于10个通讯俱乐部。当时的VC也只是萌芽阶段,全世界也不过只有几十个VC公司,但在哈佛商学院的VC俱乐部中,已经有400多个会员。
哈佛商学院开放和灵活的文化,也让刘持金有了将自己的班级抹上一片中国色彩的可能。在哈佛商学院,每个班级都有自己的欢迎仪式,“我们班的欢迎仪式就是我首创的。一来客人,就哗地站开,来上30秒钟的太极拳。”刘持金教的方法也很“中国”,用手比划:买个大西瓜,一刀切成两,一半给你,一半给他。
哈佛启示录
哈佛毕业后,刘持金在商海几经磨炼。几年前他从诺基亚职位上的辞职,曾引起很大轰动。之后的刘持金开始自己创业,创立泛太平洋管理研究中心。
“在思维上我现在更多用战略性思维,看到前因后果。”
哈佛商学院的竞争精神也给刘持金很大影响,“不刻意喊口号,而是如何比别人强,独特的优势在哪里?目标设定后坚忍不拔走下去。”
“哈佛也讲关系。”刘持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在哈佛商学院学生中,很多都在国际商业里有很出色的表现。在哈佛商学院校友会的150多人,包括众多政商显赫人物,在国内私募基金和风投中至少一半领导人毕业于哈佛商学院。刘持金承认这也让他受益匪浅。
“哈佛商学院的网络维护非常好,毕业这么多年,从没有感觉离开学校。”
相比之下,在把建立网络看成第一位任务的国内商学院中,网络维护往往不能如此细致。“学生想建立网络,有功利目的,这没问题,但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你在交付这种价值时,还要有更重要使命。”刘持金认为中国商学院还应该提供尖端的研究成果,以及高质量的教学,国内还有部分商学院用名誉去换钱,现在各种建立网络为目的的课程比比皆是,在哈佛商学院也有这种课程,但并不提供学位。
“中国所有的商学院都应该尝试建立一种制度,哈佛换了2个院长,我没有觉得它变得更好,也没觉得他变得更差,而是保存了它应该有的东西。国内商学院的各种制度理论上有,但实际上还没有见到建立起来一种严谨的体系。”
同时,国内商学院的国际化水平,尤其是语言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不把语言打通,教的很多东西都是有局限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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