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富豪捐赠行善内幕：原来不捐白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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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仅为1%。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65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30亿美元。而比尔·盖茨更是将240亿美元纳入慈善基金。

“盖茨的钱即使不捐掉，也很难给他的孩子留下太多的东西。”——在美国，如果你的财产少于200万美元的话，你完全可以以非常低的税率甚至免税留给你的下一代。但是200万美元以上的话，就要交很高的税了，只是不同量的财产仍然会有不同的税率。像比尔·盖茨，他的遗产税可能要超过50%，所以，富有的家族通常会建立一些信托基金，并交由家庭成员掌管。

在美国，钱绝不会像在中国农村一样被藏在瓦罐里再埋到地下，它们一定会被拿去投资，财富在不断增值，高收入者年年都保持着很高的收入，但是，这些钱仍然不能留给孩子，于是，慈善就会大行其道，全球的大慈善家也就大都出于美国。

如一位年收入10万美元的硅谷开发人员，按照美国法律最多可买20%的养老金(在美国养老金可以免税)，剩下8万美元，交纳50%所得税后拿到4万美元。如向慈善机构捐赠3万美元，纳数基数变成5万美元，所得税交纳比例变成30%，最终收入3.5万美元。一个是4万美元的实际所得，一个是3.5万美元的实际收入加3万美元的捐赠，捐与不捐，选哪一个？

该教育慈善基金明文规定：任何基金捐赠人都享有对自己所捐赠数额的80%的话语权，如果你最终捐出10万美元，就可指定其中8万美元的使用，这样就可以对中国的外甥给予支持。不过，这种方式曾被一些企业使用来润滑与中国某些政府官员的关系，但从法律上来说却不会有行贿或受贿的嫌疑。

在中国，很多人做慈善往往追求的是名誉、企业的形象及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甚至为了避嫌，把捐赠活动与商业活动完全分隔开来，不掺杂一点商业的目的，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达致企业关乎良心的高端形象。事实上，企业在一掷千金之后，除了能够追求一点支离破碎的社会效益或形象广告的意义之外，很少再有其他的经济效益。

麦肯锡的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慈善捐款的80%以上来自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中华慈善总会公布的2004年统计数据显示，其获捐赠的70%都来自国外和中国港台地区，国内富豪捐赠的还不到15%。资产总额超过千万美元的中国企业有过捐赠行为的比例仅为1%。而2000年至2004年美国50名最大的慈善家捐款总额650亿美元，平均每年约130亿美元。而比尔·盖茨更是将240亿美元纳入慈善基金。

为什么盖茨能我们不能？

当戈登·摩尔扛着一根钓竿到硅谷港区钓鱼，享受宁静的晚年时光的时候，盖茨却仍然在全球为慈善事业奔波。

尽管在2005年，盖茨“全球首善”的头衔输给了INTEL的这位老创始人，但这种名义上的缺憾一点都不会阻止盖茨的脚步，他穿过牛群来到印度的贫民窟，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踏上非洲的某个角落，亲身前往并不惜重金，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盖茨能做到这样，而我们的很多企业家却不能呢？到底盖茨的眼光能比我们的企业家深邃多少？心灵善良多少？还是有一股更为强大的体制力量或文化力量在驱动他呢？

“美国遗产税”：不捐赠就得纳税

曾经有人说，“盖茨的钱即使不捐掉，也很难给他的孩子留下太多的东西。”

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只是说得过于消极了。事实上，在美国遗产税的立法基础方面，有一套极为先进的社会管理理念，这种理念带给盖茨孩子的将是一份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曾在美、加工作多年的辜勤华律师告诉记者，“美国人希望富人能够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不能因为你能赚钱，就可以证明你的孩子能赚钱。所以即使作为富人的子孙，也不能当之无愧地接受财富，否则，人就会变懒，社会就会产生惰性，失去活力。”

为此，美国国家系统每年都会做一次深入调查，根据每个职业的平均收入及其名誉地位计算出一个分数，由此对各个行业进行排名，联邦大法官通常是第一位的，总统是第二位，顺序向下可能是国务卿、部长、企业家，农民可能排在最后面，他们会每隔数年对比调查结果，如果有较大的变动，如议员或者农民的儿子可以去竞选总统或州长，他们就会认为美国社会保持了应有的活力。否则就要制定政策促成这种变动的发生。

“遗产税的设立即是基于这样的理念。在美国，如果你的财产少于200万美元的话，你完全可以以非常低的税率甚至免税留给你的下一代。但是200万美元以上的话，就要交很高的税了，只是不同量的财产仍然会有不同的税率。像比尔·盖茨，他的遗产税可能要超过50%，所以，富有的家族通常会建立一些信托基金，并交由家庭成员掌管。”辜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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