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仑“风马牛集中营”野蛮中国行——东莞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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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1年创办民营企业的时候，我们当时就研究这件事情也很头疼，我们当时不懂MBA，看了很多江湖故事，我们又总结了一条，靠山就是火山，所以万通从一开始就说，我们的爹不行，我们自己行，给我们的儿子当一个好爹，所以我们尽量回避跟政府的暧昧关系，我们当时不是讲政府靠不住，而是怕自己没有能耐，最后惹事，所以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办法。

冯仑：再后来我们经过研究发现，事实上在中国民营企业跟政府的关系，在1949年以前和之后各有一个特别成功的案例，然后可以供大家参考。我讲两个故事。

冯仑：1949年之前，有一个最大的民营企业，叫俞恰新（音）是宁波人，在上海宁波商会当会长，早年在一个油漆行业里面当学徒，后来到荷兰银行当上海的总经理。这个人很有趣，蒋介石从日本学完军事回来之后，有一段时间没有事做，同盟会早期一个老人，陈其美介绍他去这个人家里面住，他在他家住了40天，蒋介石在交易所就是这30、40天，当时交易所不是今天的股票交易所，是商品交易所，他在商品交易所偶尔去别的交易所搞股票，住在俞恰新家里面，俞恰新又和陈其美是哥们，蒋介石后来在那边一段时间之后，有点闷，又有人介绍去黄埔军校，北伐起来之后，打到了九江，当时叫新三主义，俞恰新从荷兰银行出来自己办了企业，当时就在想，蒋介石这么闹，不把他也给打了，所以他连夜赶到九江，秘密见蒋介石，蒋介石把他叫阿德叔，连夜闭门谈，谈了很多事情，最重要的阿德就是俞恰新问他一件事情，首先问，你扶助工农我们怎么办？因为他是公司老板，蒋介石说了一句话，穷人可以靠的住，意思是放心，我真心还是跟你在一块的，不会跟他们混的，俞恰新说可以。那你要打倒列强，我该怎么办？

冯仑：蒋介石讲，洋人怎么打得过，俞恰新就踏实了，洋人也不跟他作对，我能帮你做什么，蒋介石说如果你回去跟黄先生带一个话，希望能帮助我维持本地治安。俞恰新说我如何维持呢？你帮我跟商界的朋友筹一些款，俞恰新说没有问题，于是就回到上海，帮助在商界募捐，募捐以后，蒋介石打到上海，就发生了当时叫血雨腥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蒋介石杀共产党，俞恰新出钱。杜月笙这些人每天晚上抓人，杀人放火也得吃喝，发补贴，俞恰新给他们补贴，一共三次筹集革命善款，所以之后蒋介石跟俞恰新建立了这么深的关系。

冯仑：在国民政府时期一直到抗日，所有的政府最好机会和挣钱都给俞恰新，然后在上海沦陷之后运粮食，从缅甸运粮食，全部都跟俞恰新公司，俞恰新公司周转不到的时候找宋子文就批评，归还革命善款。到晚年之后俞恰新病死，这个是政商关系达到了一个极致，而且存活很久。

冯仑：有趣的是在1945—1949年期间，荣家和蒋介石没有任何的关系，最后荣将就挤兑他，一是黑社会绑票，绑荣家老大，又拿官股来挤兑私人的股份，荣家经过抗战之后已经起来了，他没有在国内乱世经商的经验，后来他就选择留在大陆，把一部分钱留在香港，留在大陆之后面对新的政商关系，开始和共产党打交道，他打交道的方法非常简单，不跟共产党算一帐，1956很多资本家跟共产党算小帐，最后都被镇压，最后变成了上海副市长，文化革命之后给他2000万，他最后把这个钱捐了，财政部一共拿4000万，其中2000万是他这个人文革发换的钱也没有算股本，他这样一个跟政府打交道，只要打政府要就给，这样的一种关系，到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荣家出现了困难，中资银行就帮他，最后他幸免遇难。 

冯仑：在国内很多人MBO被抓起来了，荣顺利把这个企业变成了自己的企业，然后在他去世的那天，福布斯宣布他是中国的首富，这个家族跟政府之间的故事，和俞恰新跟政府之间的故事，给我们很多启示。在1949年之前，你跟某个人有关，你得站在根本利益上，跟政府的关系一定站在根本利益和厉害上，帮助过政府，政府才能够支持你，就相当于荣家和俞恰新都在根本利益上帮助政府，政府才可以特别支持他们。

一心：跟男女感情一样，要生死与共。

冯仑：那不一样，大家知道女人是靠不住的，正象男人也是靠不住，兄弟也是靠不住的，所以政府也是靠不住的。

一心：冯仑讲的很有意思，没有讲万通和政府的关系，从企业家的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在座还有大朗的父母官，尹书记，我想听一下尹书记从政府的角度是怎么看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呢？

尹书记：谢谢主持人给这个机会。我结合政府跟企业的关系，政府是为企业服务的，当然我们也有一些重点扶持的，它是符合我们整个发展方向，在当地是作为龙头企业的，我们要重点关注，关注的多一点，支持的力度大一点。

一心：尹书记高站位，低姿态，把自己放在一个服务的角度来阐述自己和企业的关系。

冯仑：我和王石有一个共同的观点，我们的确不主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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